这首诗反映了魏晋时期社会对个人品质与社会角色认知的一种态度。通过简洁有力的语言，诗人探讨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，人们对于“孝悌”、“礼义”、“谨慎”等传统美德与“财富”、“史书”、“仕宦”、“勇猛”、“临官”等社会地位和职业追求之间的关系。
首句“何以孝弟为，财多而光荣”，提出疑问，为何要强调孝顺兄弟，当财富丰富时，荣誉自然随之而来。这句揭示了在物质至上的社会风气中，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性被相对忽视的现象。
接着，“何以礼义为，史书而仕宦”，进一步指出，为何要遵守礼仪，当有了历史记载和官职时，名声与地位便已确立。这里反映了社会对个人成就和地位的重视，而忽略了内在修养和行为规范的价值。
最后，“何以谨慎为，勇猛而临官”，则质疑为何要保持谨慎，当勇敢和果敢能够使人在官场上站稳脚跟时。这句话体现了对个性特质和外在表现的推崇，可能暗示了社会对冒险精神和领导能力的偏好。
整体而言，这首诗以反问的形式，深刻地揭示了魏晋时期社会价值观的转变，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转向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。它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，也引发了对个人品质与社会角色定位的思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