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首挽辞表达了对已故兵部侍郎的深切缅怀与敬意。通过“经济期成务”、“康宁遽引年”等语句，展现了逝者一生致力于国家事务，晚年生活安宁的生平。诗人赞扬了逝者在官场上的成就，称其为“三事贵”，并特别推崇其效仿汉代名臣疏广、疏受的贤德，体现了对道德风范的崇尚。
“金石名儒刻”一句，寓意逝者以其学问和品德，如同金石一般被后世铭记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名声。而“弓裘孝子传”则进一步强调了其作为孝子的形象，通过家族传承，其美德得以延续。
最后，“国书循吏传，谁在老成先”表达了对逝者作为良吏典范的赞誉，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，即在众多老成之士中，谁能像逝者一样，既为国家贡献卓著，又在道德上树立了如此高的标杆呢？这不仅是对逝者的高度评价，也是对其深远影响的肯定。
整体而言，这首挽辞不仅深情地回顾了逝者的一生，更通过对其品德、功绩的颂扬，传递出了一种对高尚人格和卓越贡献的崇高敬意。
